我和李伟的座位之间，隔着一道用粉笔画出来的“三八线”。这条线是一个月前画上去的，自从那次他值日漏扫了我座位下的纸屑，我们便再没说过话。

我们的冷战让前后桌都感到别扭。以前收作业本，总是摞在一起传，现在非得分成两摞。物理小组实验，老师不得不把我们调开。那条歪歪扭扭的粉笔线，像一道小小的峡谷。

转折发生在周三下午。放学时突然下起大雨，我没带伞，站在走廊里发呆。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走了，走廊渐渐空荡。我正打算冲进雨里，头顶忽然多了一片蓝色的阴影。

是李伟。他举着伞，眼睛看着远处湿漉漉的篮球架，声音硬邦邦的：“顺路。”

我们挤在一把伞下，肩膀偶尔碰在一起，又迅速分开。雨点噼里啪啦打在伞面上，谁也没说话。走到自行车棚时，我低声说了句“谢谢”。他含糊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早早来到教室，想为昨天的伞道个正式的谢。却看见李伟站在我们座位旁，盯着那道“三八线”，手里拿着黑板擦。他看见我，动作僵住了。

我们同时开口：

“我正要擦掉……”

“这线该擦了……”

话撞在一起，我们都愣了一下。他蹲下身，用力擦那条线。粉笔灰飞扬起来，在晨光里打着旋。线淡了，消失了，只剩下一点模糊的白印子。

“其实，”他擦完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“那天我不是故意不扫你那里。我妈妈那天住院，我急着去医院，慌慌张张就忘了。”

我呆住了。我想起那几天他确实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。而我，因为几片纸屑，在心里给他贴上了“不负责任”的标签。

“我以为你是讨厌我。”我说。

“我以为你瞧不起我。”他说。

上课铃响了。我们坐回座位。那道隔了一个月的峡谷，原来只需要一个黑板擦，和几句早就该说出来的话，就能填平。

后来我们说起那把伞。李伟挠挠头：“其实我不顺路，我家往东，你家往西。”我们都笑了。原来有些好意，需要绕一点路；有些真相，需要等一场雨。

墙上的可以擦掉，人心里的划线，有时候只是缺一块橡皮。而那块橡皮，往往就握在我们自己手里，只是我们总忘记把它拿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