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屋要拆了。

周末回去，父亲递给我一把钥匙，让我去取遗落在阁楼的旧书。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，灰尘在斜射的光柱里翻滚。我踩着陡峭的木梯往上爬，脚步声在空屋里显得特别响，像心跳。

阁楼比记忆里矮了许多。角落堆着蒙尘的农具，墙上还贴着我小学时的奖状，卷了边，泛着黄。我要找的那箱书就在窗下。搬动时，一张照片从书页间滑落——是十岁生日那天，我坐在门槛上吃西瓜，汁水糊了满脸，笑得眼睛眯成缝。背景里，爷爷正弯腰修他的二八杠自行车。

忽然就挪不动步子了。我在积灰的地板上坐下，背靠着斑驳的墙。

原来老屋记得这么多。记得我学步时在堂屋摔的第一跤，记得每个除夕夜团圆饭的热气，记得爷爷咳嗽的声音从东头传到西头。西墙上有我用铅笔画的“身高线”，最后一条是一米五，标注日期是“初一”。后来我长到一米七，却再没来过这里量过。

窗外的泡桐树又开花了，紫莹莹的。小时候总觉得它高得能碰到天，现在看，枝桠才刚到二楼窗沿。树在长，我也在长，只有老屋在变矮，在变旧。

起身时，膝盖发出轻微的响声。我抱着书箱下楼，每一步都踩得仔细。走到院中回头，看见我的影子长长地拖在地上，而老屋的影子温柔地覆盖着它。

夕阳把半边墙染成暖橘色。我忽然明白，老屋的呼吸从未停止——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随着那些被带走的旧物件，随着长大离家的我，在更远的地方继续起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