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二搬教室那天，我在储物柜最底层摸到一个硬壳本子。蓝封面，边角磨白了，像褪色的天空。翻开第一页，是爷爷的钢笔：“一九七二年春，购于新华书店。”下面压着一行小：“每日一。”

我忽然想起，这是爷爷中风前，每天要我“检查”的作业本。

那时我念小学，爷爷总在晚饭后摊开本子，用他粗笨的手捏着铅笔，一笔一画地写。写“人”，他念叨：“一撇一捺，互相撑着。”写“家”，他笑：“底下那只猪，就是咱家从前养的老花。”他的歪斜，像秋雨里站不稳的稻草人。我常不耐烦：“爷爷，作业多呢。”他便默默合上本子，眼里有什么东西暗下去，像燃尽的炭。

后来他右手抖得握不住笔，改成左手写。更散了，有时洇成一团墨迹。再后来，本子不再每天出现。直到那个下午，他倒在阳台的躺椅边，手里还攥着铅笔。

我翻着本子。前半本还算整齐，越往后越凌乱。在最后几页，突然又变“好”了——是我自己的笔迹。原来有段时间，爷爷总写错，我便抓过笔示范：“看，这样写。”他像个小学生，凑得很近，呼吸喷在我手背上，温温的。那些页上，他的和我的挨在一起，大的套着小的，深的叠着浅的。

有一页特别皱，像是被水渍过又晾干。那页只写了一个“珍”，爷爷的。右边空白处，是我当年用红笔打的五角星，旁边批：“今天写得最好！”其实那个“珍”，右边的“㐱”都写出格了。

我盯着那个，忽然明白爷爷为什么总学不会。他年轻时只念过半年私塾，后来打仗、种地、养大五个孩子。退休后，他说要“把丢了的捡回来”。可对他来说，每个都是陌生的田埂，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，只想走到能教我“认”的那天。

而我那时不懂。我急着长大，急着去看柜子外面的世界，没看见柜子深处，有个人用尽全身力气，只想为我留下一条回去的路。

本子最后一页没有，贴着一张裁剪过的日历。日期是我初一开学那天。爷爷在那天之后，再也没能拿起笔。

我把本子放进书包最里层。窗外，同学们正嬉笑着把旧试卷抛向空中，纸页如雪片纷飞。那些都是要丢掉的。但有些东西不能丢——比如一个老人用颤抖的手，在时光里刻下的、最笨拙的珍重。

夕阳斜斜地照进来，我在那道熟悉的光里坐了很久。忽然很想告诉爷爷：您写的每个，我都认得了。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