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二十八，父亲照例要熬浆糊。面粉在铝锅里搅成稀汤，小火慢熬，渐渐稠了，屋里漫开一股温吞的麦香。这味道像把钥匙，咔哒一声，年的门才算真正推开。

贴春联是我的活儿。父亲端着浆糊碗，我拎着刷子，一前一后走到大门外。去年的对联还在，红纸褪成淡粉色，边角卷着，在风里簌簌地响。父亲用手掌顺着旧联的边沿抹过去，那些干透的浆糊脆脆地剥落。“慢点撕，”他说，“要除旧，也要干净。”

新对联摊在膝上，我拿刷子蘸满浆糊。太稠了，刷不开；太稀了，粘不住。父亲接过刷子，在碗沿轻轻一刮，手腕一转，浆糊便匀匀地铺满了红纸背面。“贴吧。”他托着对联的上端，我托下端。对准门框，从上往下，手掌平贴着纸面缓缓压下去。多余的浆糊从边缘挤出来，我用手指抹去。两个人的影子投在门上，一高一矮，动作笨拙却认真。

转到厨房，要贴“五味清香”。窗棂上积着薄灰，父亲呵了口气，用袖口擦了擦。贴这个福时，他特意倒着贴。我笑他：“爸，贴反了。”他摇摇头：“福到了，福到了，倒着贴才对。”浆糊还没干透，福微微下滑了一点，他赶紧用手指抵住，像个守住阵地的兵。

最后是院里的老枣树。树干皴裂，父亲找了块最平整的皮，贴上一张小小的“春”。退后两步看，红纸衬着黑褐的树皮，格外扎眼。他拍拍树干：“它也辛苦一年了。”

全部贴完，太阳已经西斜。金色的光斜斜地照过来，每一张红纸都在发光，浆糊未干的地方亮晶晶的。父亲背着手，从大门走到屋门，又走到枣树下，像检阅什么庄严的仪式。风起来了，新对联哗啦啦地响，是脆生生的、饱满的声音。

晚上吃饭时，我瞥见父亲右手虎口处，有一小块干涸的浆糊，白白的。他浑然不觉，只是夹菜，吃饭。屋外，夜色把那些红纸吞没了，但我知道它们还在那里——用最朴素的黏着，把一些看不见的东西，牢牢地固定在门楣上、窗棂上、树皮上，也固定在这个叫“年”的关隘处。

那些浆糊，熬得稠稠的，凉了以后，会比任何胶水都结实。它们要撑过一整个春夏秋冬的风吹雨打，直到来年这个时候，再由另一双手，轻轻地、完整地揭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