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二十九的傍晚，我推开家门，看见父亲正对着电视机发呆。屏幕里，春晚的彩排新闻热闹滚动着，屋内的寂静却像一层薄冰。

“回来了？”父亲转过头，脸上有我没见过的局促，“你妈值班，今年就咱俩。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放下书包。往年的这个时候，母亲早该在厨房里炸丸子，香味能飘满整个楼道。今年她医院忙，连春联都是父亲从超市买的现成品。他正笨拙地撕着胶带，透明胶粘住了手指。

“我来吧。”我接过春联。父亲退到一旁，搓着手，像参观什么精密作业。贴“福”时，他忽然开口：“是不是该倒着贴？”我愣了一下——这是母亲每年都要念叨的讲究。我们同时看向空荡荡的厨房。

年夜饭简单得不像年夜饭。四个菜摆在桌上，中央是超市买的速冻饺子。“尝尝，我煮的。”父亲夹起一个给我，饺子皮有点破，露出里面的馅。我咬下去，咸了。但我说：“好吃。”

父亲就笑了，眼角的皱纹堆起来。他起身从柜子里摸出半瓶白酒，不是往年那瓶茅台。“陪你喝点？”他给自己倒了一小盅，给我倒了杯果汁。杯子碰在一起，声音很轻。

“你小时候，”父亲抿了口酒，“最怕放炮。一听见响就捂耳朵，往我怀里钻。”我记不清了，只记得他肩膀很宽。现在他坐在我对面，毛衣袖口有些起球。

电视里开始倒计时。主持人激动地喊着数，窗外零星响起鞭炮声。父亲盯着屏幕，手在膝盖上轻轻打拍子。当“新年快乐”的欢呼炸开时，他忽然说：“其实这样也挺好。”

我没问什么挺好。只是忽然看见他鬓角的白发，在电视光影里一闪一闪，像落了的霜。

零点整，手机震动起来。班级群、好友群，红包和祝福刷了屏。我低头打，余光里，父亲也在笨拙地戳手机。几分钟后，我的屏幕亮起——一个转账红包，备注写着：“买点喜欢的。爸。”

数额不大，但我盯着那行看了很久。抬头时，发现父亲正假装看电视，嘴角却抿着笑。

原来新年从来不需要锣鼓喧天。它可以是破皮的饺子，是起球的毛衣袖口，是一句没说出口的“这样也挺好”。当旧年的最后一秒流过，新年的第一秒抵达，有些东西静静完成了交接——就像父亲终于学会发红包，而我开始看见白发。

窗外，有人放起了烟花。一朵，两朵，在夜空里缓缓绽开。父亲凑到窗边看，玻璃映出我们俩并排的影子。谁也没说话，但我知道，新的一年，真的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