村西头的老井，不知道有多少年头了。井口被绳索磨出的凹痕，像老人眼角的皱纹，深深浅浅。井水总是满盈盈的，清亮亮地映着一小片天。村里人都说，这口井养活了半村人。

守井的是陈爷。打我记事起，他就住在井边那间矮屋里。每天天不亮，就能听见他“吱呀”开门的声音，接着是扫帚划过青石板的沙沙声。他把井台扫得干干净净，连掉落的树叶都不留一片。谁家来打水，他总蹲在边上，眯着眼看水桶沉下去，又满当当地升上来，偶尔嘱咐一句：“慢些，别晃洒了。”

我们都觉得这活儿轻省。直到那个旱夏。

整整一个月，毒日头挂在天上，把地皮都晒裂了。村东头的新井先见了底，接着各家院子里的压水井也抽不上来水了。只有村西这口老井，水线下去了一截，却依然汩汩地涌着，清甜如故。

来打水的人排成了长队。陈爷更忙了，从早到晚守在井边。他的那把大蒲扇，多半是给等水的老人孩子扇风，自己额上的汗珠却汇成小溪，顺着黝黑的脖颈流进洗得发白的汗衫里。母亲让我给陈爷送绿豆汤，我走到近前，才看清他的模样：嘴唇干得起皮，手指因为长时间拽拉井绳，勒出了紫红的印子。

“陈爷，您自己也喝口水呀。”我把碗递过去。

他接过，却没急着喝，先舀起半碗井水，把另一个空碗冲了冲，这才小心地倒了些绿豆汤，像品尝什么珍馐似的，慢慢喝完。“水是大家的，不能多占。”他笑笑，又把碗底最后一点汤沥进嘴里。

最让我难忘的，是那个午后。邻村一个汉子拉着板车来借水，车上躺着生病的老母亲。陈爷帮着打满了两只大水桶。那人过意不去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钞票往陈爷手里塞。陈爷的手像被烫着似的缩回去，在衣襟上擦了擦，只说：“快回吧，老人要紧。”

那天黄昏，打水的人少了。陈爷终于闲下来，坐在井沿上，把双脚浸进打上来的一盆水里。水波轻轻晃动，他闭着眼，脸上有种说不出的舒坦。我忽然发现，他的小腿上布满蚯蚓似的青筋，脚底板是厚厚的、发黄的老茧。

“陈爷，您守这井多少年了？”

“从你爹像你这么大时，就在喽。”他睁开眼，望着井口，“这井啊，就像个不会说话的老伙计。它把自己掏空了给人，我就帮着照看照看，别让它渴着，也别让人糟蹋了。”

他的话很平常，却让我心里一震。我看向那口井。井壁长着深绿的苔藓，井水幽深，静静地映着越来越暗的天空。它一言不发，只是不断地给出，给出，仿佛它的存在，就是为了让每一个空桶变得沉甸甸。

原来奉献不是高高在上的词。它可以是扫净一方井台的坚持，是勒进掌心的井绳印，是留给别人、自己只抿一小口的绿豆汤，是把双脚浸入劳作后的清凉一刻。它像这井水，沉默地渗透进干裂的土地，滋养着最寻常的日子。

后来，村里通了自来水，老井渐渐少人问津。但陈爷还是每天清扫井台。他说：“井老了，可水还活着呢。”

是啊，水还活着。它从看不见的深处涌上来，清亮如初。就像有些东西，它不声张，却一直在流。流过陈爷的一生，也将流过许多看见它、记住它的人心里。它只是向东流着，不问尽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