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廊尽头那间储物室的门，总是关着的。灰绿色的漆皮剥落得斑斑驳驳，锁孔锈住了，据说里面堆满了缺腿的桌椅和用不到的杂物。开学第一天，班主任说：“这学期我们班负责教学楼东侧的保洁。”底下响起一片不情愿的“啊”声。卫生委员小胖苦着脸领回两把秃了毛的扫帚和几块黑乎乎的抹布。

活就这么干起来了。起初，大家只是敷衍。值日生拿着那秃扫帚在光洁的瓷砖地上划拉几下，扬起些看得见的纸屑，就算大功告成。至于角落里的陈年灰尘，窗台上积的雨渍，谁都视而不见。那扇灰绿色的门，更是无人靠近，门缝底下漏出的灰尘，在午后的阳光里静静浮沉。

直到那个周三，轮到我们组。放学铃一响，组里几个人互相使个眼色，拎起书包就想溜。“哎，地还没扫呢！”说话的是李默，班里最不起眼的男生，瘦瘦的，平时话很少。有人嘟囔：“差不多得了，明天检查再说。”李默没吭声，自己走到墙角，拿起了那把最秃的扫帚。

他扫得很慢，很仔细。不是我们那种大刀阔斧的挥洒，而是把扫帚头压低了，一下，一下，贴着地缝走。扫到储物室门口时，他停住了。那片地方灰特别厚，门框上还挂着蛛网。他抬头看了看那把生锈的锁，转身走了。我们都松了口气，心想，他到底也嫌麻烦。

没想到，五分钟后他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根不知从哪儿找来的铁丝。他在锁孔里轻轻捣鼓了几下，“咔哒”一声，那扇被认为锈死的门，竟被推开了。一股陈年的尘土味扑面而来。里面果然很乱，破桌椅东倒西歪，但靠墙的地方，竟整齐地码着几把崭新的扫帚，还有未开封的拖把和雪白的抹布。

我们都愣住了。李默走进去，拿出两把新扫帚，一把递给我，一把自己握着。他没说话，只是重新从走廊的一头开始扫起。那新扫帚的刷毛硬挺，划过地面发出“沙沙”的、饱满的声音。不知怎么，我们几个溜到一半的人，都默默地回来了，接过他递来的新工具。

没有人指挥，我们却自发分了工。有人去打水，有人去擦那扇从未亮堂过的窗户，有人跟着李默，去扫那些从未被触及的角落。灰尘在夕阳的光柱里汹涌地翻滚起来，然后渐渐沉降、消失。地面露出了原本的淡色，窗户透进从未有过的明亮的光。

活干完的时候，天已擦黑。我们看着焕然一新的走廊，谁也没说“雷锋”这个词，但心里都涨满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温热。李默把新扫帚仔细地放回储物室，只留下两把在外面。锁门时，他说：“以后每周三，我来开门拿工具吧。”

后来，周三成了我们班心照不宣的大扫除日。那间储物室的门不再紧闭。再后来，别的班级也知道了，偶尔会来借把好用的扫帚。那把生锈的锁，再也没锁上过。

我常常想起那个平凡的傍晚。雷锋这个名，从前对我来说，是课本上遥远的符号，是三月来四月走的标语。可从那一天起，他变成了门缝里漏出的灰尘，是李默手中那一下下沉稳的“沙沙”声，是一把终于被打开的门，和门后那些谁都能用、等着被用上的好扫帚。原来，所谓榜样，并非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他只是拿起了一把谁都不愿用的秃扫帚，然后，安静地，把地扫干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