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二那年，我们班是出了名的“刺头班”。直到张老师来代语文课。

他五十多岁，头发花白，总穿一件洗得发灰的夹克。说话慢，声音也不大，第一节课就被后排男生的说笑声盖了过去。他也不恼，转过身，在黑板上写了四个：山高月小。教室里渐渐静了。他说：“这是苏轼《后赤壁赋》里的。你们听，这四个，念出来，是不是又高又远？”我们跟着念了一遍，窗外是九月的蝉鸣，心里竟真的静了些。

他不怎么讲考试技巧。讲《祝福》，他问我们：“你们说，祥林嫂最怕的是什么？”有人说穷，有人说封建礼教。他摇摇头：“她最怕的，是‘说不清’。她反复讲阿毛的故事，是想在别人眼里‘说清’自己的苦，可没人要听‘清’。”那一刻，我好像第一次读懂了课本。

春天，他带我们去旧校舍墙角看一株野藤。他说这藤在他来教书时就在，二十多年了，没开花，只是绿。“不是所有生长，都是为了开花结果。”他摸着那些叶子，“能绿着，就是它的道理。”我们围着看，那普通的绿色，忽然有了分量。

我们知道他心脏不好，讲久了课，会扶着讲台歇一歇。但我们太钝了，总觉得日子还长。

最后一课，讲的是《记念刘和珍君》。讲到“沉默呵，沉默呵”，他忽然停下，望着我们说：“你们以后，会遇见很多事。可能热烈，也可能失望。但记住，不要急着喧哗，也不要甘于沉默。要在心里，给自己留一个‘说清’的地方。”下课铃响了，他合上书，轻轻说：“就到这儿吧。”

那是他给我们上的最后一课。暑假里，他旧病复发，去世了。

再开学，语文课换了新老师。教室后的黑板报，不知谁在角落用粉笔写了那四个小小的：山高月小。值日生忘了擦，它就一直在那儿。我有时抬头看见，会想起他慢悠悠的声音，想起那株不着急开花的藤。

原来，真正的老师，不是把知识倒进我们的脑子，而是在我们心里，点一盏小小的、不灭的灯。光不强，却足够照着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，学着如何安静，又如何坚定地生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