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院的荒地，是父亲留给我的“责任田”。说是责任田，其实不过是一小片长满杂草、硬得像石板的土疙瘩。父亲把锄头递给我时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春天了，该翻翻了。”语气平常得像在说“该吃饭了”。

我接过锄头，锄柄被父亲的手磨得光滑。第一锄下去，我就知道我想简单了。锄刃啃在土上，只留下一道白印，震得我虎口发麻。杂草的根密密麻麻，像一张顽固的网，死死抓着土地。我学着父亲的样子，用脚把锄头往下蹬，再用力往后撬。一下，两下，重复着这个笨拙的动作。汗水很快钻出额头，流进眼睛里，涩得发疼。腰也开始酸起来，那是一种陌生的、沉甸甸的酸痛。

时间变得很慢，慢到我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，能看见每一粒被翻起的土块背面是潮湿的深褐色，和表面的干涸完全不同。偶尔会翻出一条蚯蚓，惊慌地扭动身体，又很快钻回新松的土里。世界好像变小了，小到只剩下我、这把锄头，和眼前这一小片必须征服的硬土。什么数学公式、英文单词，都被这单调的重复和身体的疲惫挤到了天边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父亲无声地走过来，拿起另一把锄头，在我旁边一起挖。他没有指导我姿势，也没有加快速度，只是和我保持着同样的节奏。泥土在两张锄头下一点点变得松软。偶尔，我们的锄头会同时落在一块顽固的土坷垃上，“咔”一声轻响，它便应声碎裂。那种时候，会有一丝莫名的、微小的快意。

当最后一寸硬土被翻开，夕阳已经把土染成了暖金色。新翻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，是一种厚重的、带着腥味的生机。我的手掌火辣辣地疼，起了两个水泡，胳膊沉得抬不起来，但心里却异常踏实。那片地就躺在那里，松软、温顺，等待着被播种。

父亲蹲下，抓了一把土，在手里捻了捻，说：“这下，它能喘气了。”我学着他的样子，也抓起一把。土粒从指缝漏下，细腻而湿润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我翻开的不仅仅是一块荒地。那些枯燥的重复，那些流下的汗，那些清晰的酸痛，都像锄头一样，把我心里某些板结的、浮躁的东西也给翻松了。劳动没有告诉我什么大道理，它只是让我通过手掌的刺痛和腰背的酸胀，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了“改变”的重量，和一份等待生长的平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