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把木吉他靠在墙角，积了薄薄的灰。我和它之间，隔着三米的距离，却像隔着一整条长江。

父亲是音乐老师，我六岁那年，他亲手把这把吉他交到我手里。从此，每天两小时的练习成了雷打不动的规矩。指法、节奏、音准——他站在旁边，像监工盯着施工。弹错一个音，他的眉头就会皱起来。那几年，我的手指总是缠着创可贴，琴弦上偶尔还能看见淡淡的血印。

初二那年，我第一次反抗。把琴谱摔在地上，朝他喊：“我不是你的木偶！”他愣在原地，嘴唇动了动，最后什么也没说。从那以后，吉他被扔进了墙角。我们依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却像两个声部，永远合不到一起。

上高中前的暑假，母亲让我整理房间。我拿起那把吉他，发现琴箱里露出一角泛黄的纸。是一本薄薄的笔记本，父亲的笔迹。

“今天儿子弹会了《小星星》，虽然只有两句，但他笑得很开心。”日期是我六岁生日。

“左手食指又磨破了，给他换了更软的弦。其实很心疼，但不能心软。”那是我八岁那年。

最后一页写着：“也许我错了。音乐本该是快乐的，我却把它变成了刑罚。”

我呆立了很久。原来那些严厉的背后，藏着一个笨拙的父亲小心翼翼的爱。他教我音乐，不只是想让我学会技能，更是想给我一件能够陪伴一生的礼物。

那天晚上，我擦掉吉他上的灰尘，调准走音的弦。手指早已生疏，但肌肉还记得那些位置。我弹起《小星星》，最简单的旋律。

父亲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拨片——是我小时候总弄丢的那枚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坐在旁边。当我弹错时，他没有皱眉，而是轻轻哼出正确的旋律。

原来，音乐从来不是我们之间的墙，而是桥。只是这些年，我们都站在桥的两端，谁也没有先迈出第一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