巷子口修车铺的墙上挂着口老钟，钟面泛黄，指针走得比别的钟慢半拍。每天放学路过，我总要看它一眼——六点二十五，不多不少。

父亲在巷尾开了家修车铺，那口钟是他的师傅传下来的。小时候觉得它真吵，“当当当”响个没完，震得满巷子都知道我该回家吃饭了。父亲说：“钟响三遍还不回，屁股就要遭殃。”我那时恨这钟管得宽。

初二那年，同学们都有手机看时间。我求父亲也买一个，他撩起沾满油污的工作服擦擦手：“有钟看，要那玩意儿干啥？”那一刻，我觉得他真土。

高中考到城里，终于摆脱了那口老钟。宿舍里安静极了，再没有“当当当”的声音催命。可第一周我就睡过了头——手机没电了，静悄悄的早晨，只有室友的鼾声。

第一个月回家，发现父亲瘦了一圈。修车铺的生意冷清了许多，电动车越来越多，自行车越来越少。那口钟还在老地方，只是声音有些哑。

“钟老了，”父亲仰头看着它，“就像我。”

那天傍晚，钟敲六点二十五时，父亲正给一辆生锈的自行车补胎。他停下手里的活，静静听着。钟声在巷子里回荡，惊起几只麻雀。

“你爷爷走得早，”父亲突然说，“他把钟传给我时说，穷家富路，时间最富。把时间守住了，就守住了根本。”

我这才知道，爷爷是铁路扳道工，这钟以前挂在调度室。爷爷靠它保证火车不撞上，父亲靠它保证我不走丢。

上周回家，发现钟不走了。父亲试着重紧发条，指针颤了颤，又停下。“该退休了。”他拍拍钟壳，灰尘簌簌落下。

我爬上梯子，小心地把钟取下来。钟很沉，像装满了所有它丈量过的时间。我用棉纱蘸着机油，一点点擦拭齿轮。父亲在下面扶着梯子，不时指点：“左边那个轴，上点油。”

当最后一个齿轮安好，我轻轻推动指针。钟摆动了，一下，两下，然后“当”地响起来。那声音穿越了爷爷的铁路、父亲的修车铺，终于传到我这里。

原来，它一直在为我们家守时。守的不仅是几点吃饭、几点回家，更是一种不会随时代改变的东西。现在该轮到我了。

钟又挂回墙上。六点二十五，它准时响起，像在说：你回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