奶奶推开木窗，雪花斜斜地飘进来。她指着院角那棵梅树说：“它比你爷爷还老呢。”

我走到树下。花苞小小的，硬得像石子，裹着层薄冰。我伸手想摘一朵，指尖刚碰到，就冻得缩回来。这算什么花？连片像样的叶子都没有。

“它不开花的时候，最好看。”奶奶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身后。我不懂这话，光秃秃的树枝有什么好看？

那年冬天特别冷。腊月二十三，村里开会，说要拓宽道路。村主任拿着规划图挨家挨户解释，轮到我家时，他顿了顿：“这棵梅树，正好在路中间。”

父亲没说话。奶奶正在喂鸡，手停了一下，继续撒谷子。

晚上，我听见父亲和奶奶在厨房说话。“妈，主任说了，补偿款不少。”“你爹种这棵树那年，你刚会走路。”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。

第二天，村主任带着人来测量。他们在梅树周围插上小旗，红艳艳的，像某种警告。邻居王叔路过，拍拍父亲肩膀：“老李，想开点，一棵树而已。”

真的只是一棵树吗？我开始仔细观察它。树干歪向一边，树皮裂着深深的口子。最粗的那根枝桠上，系着根褪色的红布条，奶奶说那是爷爷系上去的，保佑出远门的人平安回家。

小年那天，雪停了。村主任又来了，这次带着正式通知：正月十五之前，树必须移走。

“不移。”奶奶坐在梅树下的石凳上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晰。

“婶子，这是规划……”

“我嫁过来那年，这树开得最好。”奶奶慢慢站起来，“那会儿你才这么高，偷梅子吃，从树上摔下来，还是我背你去卫生所的。”

村主任愣住了，脸慢慢红起来。他摸摸后脑勺，那里有道疤。

正月里，梅花开了。

不是突然爆开，是某天清晨推开门，满树细细碎碎的花。没有扑鼻香气，走近了才能闻到淡淡的清苦味。花瓣薄得像纸，边缘透着粉，花心一点黄。蜜蜂在冷风里嗡嗡地飞，停在花上，翅膀抖个不停。

奶奶搬了把椅子，整天坐在树下。有人来拍照，有人来折枝，她都摆摆手。隔壁三岁的妞妞摇摇晃晃走过来，奶奶折了最小的一枝，别在她辫子上。

移树的日子还是到了。正月十六，挖掘机轰隆隆开进来。村里人都来了，默默站着。

父亲突然走出去，挡在树前：“等等。”

他转身对村主任说：“能不能改改图纸？让路拐个弯。”

人群骚动起来。这个说工程不能随便改，那个说为棵树不值得。

“这不是一棵树。”父亲的声音有些发抖，“这是我爹娘结婚时种的，我在这树下学会走路，我女儿在这树下学会数梅花。咱们村的老树，还剩几棵？”

挖掘机的轰鸣停了。雪花又开始飘，落在梅花上，花更精神了。

村主任掏出烟，点上，深吸一口：“我再去镇上说说。”

他真去说了。一个星期后，新图纸下来——路在梅树这里稍稍弯了一下，像条河绕过石头。

现在，每次走过那段弯道，我都会多看梅树一眼。它还是老样子，冬天开花，春天结果，夏天长叶，秋天落叶。奶奶说得对，它不开花的时候，最好看。那些弯曲的枝干，像极了生活本身——不完美，但真实地延续着。

梅花又开了。这次，我没有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