村口的老槐树下，曾经是我们放学后的乐园。二十几个孩子追着纸风筝奔跑，笑声能惊起整片稻田的麻雀。如今，只有我的影子被夕阳拉得老长。

去年秋天，小玲一家搬去了广州。她爸爸在电话里说：“城里教育资源好。”临走前，我们把玻璃弹珠埋在老槐树下，约定十年后挖出来。可是我知道，她不会再回来了。

春节时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开着轿车回村，车灯照亮了漆黑的村路。他们给老人塞红包，说起城里的地铁和高楼，但孩子们都留在城里上学了。王奶奶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全村就剩你一个初中生了，好好读书，以后也去大城市。”

妈妈也开始收拾行李。她把我的校服叠进行李箱最底层，说：“你舅舅在厂里给你爸妈找了工作，下学期转去城里中学。”我看着窗外荒芜的田地，突然问：“那我们的地谁种呢？”

爸爸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：“等赚了钱，把爷爷奶奶也接去。”

离家的前夜，我独自走到老槐树下。稻田在风中沙沙作响，像在唱一首告别的歌。我忽然想起地理课本上的词——“人口流动”。原来书上的每一个，都是千千万万个村庄的故事。

开学那天，新城学校的操场上站着一千多个学生。我望着密密麻麻的人群，却觉得比守着空荡荡的村庄还要孤独。这里每个人都有座位，但故乡的教室永远缺了二十张课桌。

晚上给爷爷打电话，他说村里又走了三户人家。“槐树开花啦，”爷爷突然说，“可惜没人看喽。”

我握着话筒，听见电话那头风吹过稻田的声音。那是我的故乡在呼吸，虽然它的心跳越来越微弱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回去的——哪怕只是为了挖出那罐玻璃弹珠，告诉那片土地：还有人记得。